葛剑雄新著《何以中国》：从中华历史确立文化自信

《何以中国》（葛剑雄文集第8卷），葛剑雄 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25年3月出版

“中国”意味着什么，它的概念经历了怎样的演变?中华民族怎样一步步发展成今天的大家庭？华夏文明如何造就，与世界其他文明有什么异同？我们的文化自信从哪里来……

葛剑雄教授的新书《何以中国》，开篇即从西周青铜器何尊铭文的“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切入，讲述了“中国”二字的起源及其历史演变过程。全书又分“天时地利人和”“古今丝路”“滔滔黄河”“浩浩长江”“大运河 好江南”“历史：传统与现实”“旧史新义阅读中国”“文化何以自信”以及“秦、两汉时代”几个部分，从承载文明曙光的甲骨、青铜，到孕育无数灿烂文化的黄河、长江，再到影响区域与世界交流的运河与丝绸之路，娓娓道来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

这些文字既回顾了历史，也深刻探讨了文化何以自信。当下，科技发展推动人类社会仓促前行，全球经济格局重塑并对各国、地区文化交流形成新的冲击，葛剑雄教授为我们认识、思考中华文明的过去与未来带来了更多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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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与文明互鉴

（摘自《何以中国·文化何以自信》）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中指出：“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观点，一种文化就是一个特定的人类群体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中长期形成的生活、生产、生存方式，在此过程中产生的行为规范、风俗习惯、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宗教信仰等，以及相应的物质与精神产物。

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完全证实了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论断。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结论告诉我们：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中游（山西襄汾陶寺、陕西神木石峁）、长江中下游（浙江余杭良渚）、西辽河（辽宁牛河梁）出现文明起源迹象；距今5300年以来各地陆续进入文明阶段；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河南偃师二里头），并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区与引领者。

图源：视觉中国

文明的曙光出现在黄河中游、长江中下游和西辽河流域，不是偶然的。由于人类早期生产力低下，只能使用简单的工具，对自然条件的适应性有限，必须选择比较适宜的自然环境，尽可能利用天然的生活、生产、生存条件。在五六千年前，这些地区的气候、水文、植被、土壤、地貌、地形等都是比较适合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例如气候温和，降水或水源充沛，便于用水又能规避洪水，土壤肥沃疏松或容易开垦，物产比较丰富多样，能就近获得建筑材料，便于与外界的交通等。

地理环境为人类早期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但在一定的范围内，并没有规定或限制文明发展的类型和程度。在同样的条件下，人群中的天才人物和杰出分子往往能发挥特别大的作用，把对地理环境的利用推到极致。传说和史籍记载中的黄帝、炎帝、神农、伏羲、尧、舜、禹都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和进步起过巨大的推动作用。

早期中华文明如满天星斗，但有的逐渐暗淡，有的戛然而止，有的迁徙无常，唯有黄河中下游地区渐趋成熟，日益壮大，形成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和引领者，并逐步扩大到全国各地。主要原因在于黄土高原和黄土冲积的平原地势平缓，土壤疏松，表面植被容易清除，使用简单的工具就能开垦耕种，能形成大规模的连片农业区，生产出足够的粮食和物资供养一个政治实体的全部人口，进而构成统一国家的物质基础。公元前1世纪的西汉，已经将疆域扩展到当时的全部宜农地区。与今天中国的领土比较，未包括在西汉疆域的大致只有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和东北地区。而西汉未将它们囊括在内的主要原因，并非缺乏军事实力，而是在当时条件下这些地区无法进行农业开发或者不适合农业人口居住。

随着人口的扩散和迁徙，以黄河流域为基地的诸夏（华夏）民系的生存空间不断扩大，或者因与其他民系融合而实际增加了华夏民系的人口数量及居住地，最终发展成中华民族的主体、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汉族。以黄河流域为核心的华夏文明也逐渐覆盖全部农业地区，并最终为牧业地区所接受。正因为如此，北方牧业民族曾多次建立自己的政权并入主中原，甚至统治全国，但军事上的征服者最终成为文化上的被征服者，毫无例外地接受了华夏文明。

地理障碍使中华文明远离其他主要文明，因而在整体上没有受到外来文明的影响，保持了持续的、稳定的发展。大航海带来了西方文明，帝国主义的大炮轰开了清朝的大门，中国遭遇了3000年未有之变局。但中华文明不仅没有灭绝，更没有中断，而是浴火重生，迎来了新的复兴。

5000多年的历史充分证明，中华文明发源于这片土地，植根于这片土地，最适合中国的地理环境和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生产和生存的人。中国由封闭到被迫开放，到积极自主开放；中国由封建专制社会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通过革命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由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由以农村为主到快速城市化。在这过程中，中国文化不断更新，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这样的文化当然值得我们自信。

文化自信的另一个理由，是中华民族善于向其他民族、其他文明学习，能够不断吸收其他民族、其他文明的长处。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由于世界各地不同的地理环境千差万别，利弊并存，由此孕育的文化不可能十全十美，也不可能在所有的方面都保持先进。总体上先进的文明、文化，都是不断自觉地吸取其他文明的精华、学习其他文化的长处的结果。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结果证实，中华文明自形成之初，就广泛吸收了外来文明的影响。如源自西亚、中亚等地区的小麦栽培技术，黄牛和绵羊等家畜的饲养技术，马的驯化、饲养和改良，以及青铜冶炼技术逐步融入中华文明之中，并被改造生发出崭新的面貌。如青铜，由主要用于制造工具演变为制造礼器，一方面使铸造技术更加完善、更为精湛，另一方面赋予青铜器更多的精神价值，使之成为艺术、文化、历史、制度、信仰的载体。

一些源于外界的产物、知识、技术、观念、科学、宗教，被学习、引进、吸收，已经成为中华文明、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以致我们长期忽视了它们的真正源头。如一直被视为传统文化时间系列指标的“天干地支”，根据西晋时郭璞的《尔雅注》，它们都有一个奇怪的别名：甲——阏逢，乙——旃蒙，丙——柔兆，丁——强圉，戊——著雍，己——屠维，庚——上章，辛——重光，壬——玄黓，癸——昭阳；寅——摄提格，卯——单阏，辰——执徐，巳——大荒落，午——敦牂，未——协洽，申——涒滩，酉——作噩，戌——掩茂，亥——大渊献，子——困敦，丑——赤奋若。这些词，除了个别能从字面理解外，其他用汉字的意义根本是无法解释的。唯一的可能是它们本来就来自另一个语系，只是用汉字记录了它们的发音。早已有学者注意到，巴比伦的黄道十二宫形成的时间早于中国的地支，而地支中某些别名的读音与巴比伦的发音非常接近。

如果说这个问题还需要寻找新的证据深入探究的话，大量其他文明、其他文化早已中国化并被视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已是不争的事实，国人已习以为常。外来的佛教因为成功地中国化而被中国民众当作本土信仰，禅宗更被文人视为一种中国文化。近代日本人用汉字翻译了大多数西方科学和人文的词汇，中国几乎照单全收为现代汉语词汇。

有学者注意到，夏朝的兴起与小麦的传入和推广同步，商人的崛起与战车的引进密切相关。十六七世纪以降，来自美洲新大陆的烟草、番薯（红薯）、玉米、马铃薯（土豆）、花生、辣椒传入中国，并且很快普及。17世纪初明朝的人口接近2亿，19世纪中叶清朝人口已超过4亿，占总人口一半以上的增量人口大多是由这些新作物养活的。今天中国已是世界上唯一的能够生产全部工业产品的国家，但这些产品大部分并非原产于中国或由中国人发明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商品出口国，但这些商品大多曾经是中国从外国进口的，改革开放以来才开始学会生产。

“文明互鉴”就是不同文明之间可以相互借鉴，其前提就是承认其他文明有值得借鉴、学习之处。正因为如此，我们在确立文化自信的同时，也要尊重、欣赏其他文明、其他文化的自信。这就是费孝通先生曾经倡导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在文化自信的同时，尊重他人的文化自信；在赞美自己的文化时，也赞美其他文化，这样才能“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不同文化、不同文明才能和谐相处，发展成人类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