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分析-评估当前形势

历史背景。在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中，历史（无论远近）在决定对当前冲突的看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大约有七百万犹太以色列人和七百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居住在约旦河和地中海之间的土地上。从公元前586年巴比伦人摧毁耶路撒冷第一圣殿（导致犹太人第一次被驱逐出犹太王国），到后来的重建圣殿，以及罗马人在公元70年第二次拆除圣殿（除西墙外），双方对这片土地的历史主张都可以追溯到古代。公元七世纪，伊斯兰征服了黎凡特，随后几个穆斯林统治王朝相继建立，争夺对巴勒斯坦的控制权。从公元1516年到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征服了该地区，在其统治为奥斯曼叙利亚/巴勒斯坦，这使得帝国内的少数宗教团体在奥斯曼政府的整体至高无上的统治下，有有限的权力来管理自己的事务。

1917年，英国政府发表《贝尔福宣言》，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民族家园。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联盟于1922年授予英国对巴勒斯坦的强制权力，但英国在25年后于1948年终止了这一权力。1947年，联合国大会建议将巴勒斯坦分为两个国家：一个阿拉伯国家和一个犹太国家。然而，巴勒斯坦的局势恶化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内战，后者拒绝了分治计划，而前者接受了该计划，并于1948年5月宣布以色列国独立。在战争期间，70万巴勒斯坦人(约占巴勒斯坦居民总数的80%)逃离或被赶出以色列占领的领土，没有返回的权利——对巴勒斯坦人来说，这一事件被称为Nakba或“灾难”。从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大约有85万犹太人从阿拉伯世界移民或“回归到以色列。1948年之后，巴勒斯坦只有两部分仍处于阿拉伯控制之下：

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被约旦吞并)，以及被埃及占领的加沙地带(以色列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或“六月战争”中征服了这两个地区)。以色列无视国际法（1949年《日内瓦第四公约》），开始在这些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建立定居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立于1964年。亚西尔·阿拉法特于1969年至2004年担任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于1994年至2004年担任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他领导了巴勒斯坦运动的解放斗争和和平谈判。在1991年马德里和平会议之后，1993年和1995年的两项奥斯陆协议确立了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PA)作为加沙和西岸部分地区(不包括东耶路撒冷)的临时行政机构，以等待永久的和平解决方案。在过去的十八年里，巴解组织遭受了一场仍未解决的合法性危机——法塔赫统治的约旦河西岸和哈马斯统治的加沙之间的领导权。

自法塔赫的候选人马哈茂德·阿巴斯于2005年成为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主席和哈马斯于2006年赢得立法胜利以来，巴解组织一直处于分裂状态。

定居点项目。巴以问题已成为不稳定的“冻结冲突”，谈判解决的可能性越来越渺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极右翼联盟领导下于2022年赢得大选，进一步降低了双方达成和解的可能性。现任以色列内阁中的极端主义领导人包括财政部长，司法部长和国家安全部长。2023年7月，以色列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限制最高法院使用“合理性”的法律标准推翻国家政府决定的能力，这是法官在审查部长任命和质疑决定（例如与和解有关的决定）等措施时采用的原则。在目前的联盟建立之前，还应该指出的是，根据2018年通过的以色列《基本法:以色列作为犹太人的民族国家》第7条，“国家将犹太人定居点的发展视为国家价值观，并应采取行动鼓励和促进其建立和巩固。尽管《基本法》在国际上和以色列国内都存在争议，

但在2021年7月，最高法院裁定该法符合宪法，并没有违背以色列的民主性质。以色列的区域内政府间行动协调员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之间的密切接触是巴勒斯坦被占领土治理的主要渠道。尽管自内塔尼亚胡的联盟于2022年底当选以来，以色列国防军的分支机构传统上属于以色列国防军的职权范围，但西岸的 “民事责任” 已从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和负责人加桑·阿利安少将转移到财政部长斯莫特里奇。一位在被占领土上拥有丰富经验的前以色列军事官员告诉MEI研究小组，将职责置于财政部之下会使以色列与海牙的国际法院发生冲突。2023年6月，斯莫特里奇开始将他的极端民族主义愿景强加于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建设的规划批准上。

该决议修正了1996年的一项决定，该决定此前要求国防部长对土地使用进行多个阶段的授权。斯莫特里奇现在控制着规划法、建筑许可、自然资源以及约旦河西岸、加沙和以色列之间的货物和人员流动，这相当于法律上的吞并。引人注目的是，定居点项目领导人赞赏这一举动，例如，撒马利亚地区委员会主席约西·达甘讽刺地表示，“我们必须停止将犹太和撒马利亚的居民视为二等公民。”以色列定居者计划的反对者认为，简化未来定居点建设的政治化决定是为了消除两国解决方案的可能性，并旨在完全吞并约旦河西岸，而置安全或外交因素于不顾。斯莫特里奇2017年的“决定性计划”阐明了他的基本政策， 他决心作为内塔尼亚胡总理政府的一员来实现这一目标：“结束冲突意味着在实践和政治上创造并巩固这样一种意识：

即在约旦河以西的民族自决只有一种表达方式：犹太民族。因此，在同一领土内不可能出现一个实现阿拉伯民族愿望的阿拉伯国家。胜利意味着搁置这个梦想。随着实现这一目标的动力减弱，针对以色列的恐怖活动也会减弱。要实现这一目标，以色列可以通过发表声明--向阿拉伯人和全世界明确表示巴勒斯坦国不会出现--但主要还是要靠行动。这需要以色列对犹地亚和撒马利亚的中心地带行使完全主权，并通过在领土深处建立新的城市和定居点，让数十万新的定居者在那里生活的方式结束冲突。这一进程将使所有人清楚地认识到，犹地亚和撒马利亚的既定事实是不可逆转的，以色列国将继续存在，而阿拉伯人在犹地亚和撒马利亚建立国家的梦想不再可行。定居点项目的胜利将使阿拉伯人和世界意识到，在这片土地上永远不会出现一个阿拉伯国家。

这项政策无疑会对现状产生连锁影响。据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的说法，目前的趋势不言而喻：巴勒斯坦人在被占领土上的95%的建设请求被拒绝，而60-70%的犹太定居者的请求得到批准。内塔尼亚胡则为他的财政部长的立场撑腰，在2023年7月表示，如果达成和平协议，西岸的偏远定居点和非法前哨基地将“仍然是被未来亚主权巴勒斯坦实体包围的飞地。”内塔尼亚胡一步步地摒弃以色列接受与之相邻的非军事化巴勒斯坦国的想法，这是他过去主张的结果。巴解组织前发言人、曾在任职的律师戴安娜·巴图在向研究小组作报告时断言，定居者运动已经彻底融入了从工党到利库德集团的所有以色列政府部门。政府最高层对定居点的全盘正常化使这一事业得以蓬勃发展，特别是在过去二十年中，以色列政治体制的宗教性不断增强，并向右倾化。

内塔尼亚胡集团在2022年获胜，尽管以230万对233万的微弱劣势输掉了普选。那么，是什么推动了胜利呢？首先，选民投票率出人意料地高，达到71.3%，尤其是在右翼选民阵营中。其次，巴雷德党（一个巴勒斯坦政党，反对以色列作为一个犹太国家的想法，并寻求将其转变为1967年之前边界内的双民族国家）和左倾梅雷兹党的选票没有体现在议会席位中，因为他们未能达到赢得席位所需的门槛。最后，以色列巴勒斯坦公民的投票率(54%)仍然远低于以色列犹太人的投票率，尽管自2021年以来上升了近10%。在巴图看来，2022年的选举结果并没有体现出与过去的决裂，而是先前趋势的高潮，主要是由以色列长期存在的民族主义和扩张主义项目推动，犹太复国主义中间派和左派要么一直串通一气，要么无法形成气候挑战现状。

这一项目吸引了来自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和有宗教背景的以色列年轻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多年被控制教育部的宗教政党灌输思想后，强烈地认同犹太人的自豪感。因此，犹太权力党及其领导人伊塔马尔·本·格维尔也是2022年选举的最大赢家的典型。就像斯莫特里奇的“决定性计划”一样，本·格维尔的政党制定了一项战略，将“确保犹太人占多数，确保忠诚的平民人口”，包括通过“移民、转移敌人、交换人口和任何其他帮助敌人离开我们国家的方式”。这位国家安全部长是已故极端分子梅厄·卡赫纳的得意助手，他领导的卡赫党因煽动种族主义而于1988年被取消议会资格，并于1994年被列为恐怖组织。1995年，就在已故总理伊扎克·拉宾遇刺前几周，本·格维尔就威胁要威胁要杀死拉宾。

他在自己的家中挂了一张巴鲁克·戈尔茨坦的照片。1994年，巴鲁克在希伯伦的易卜拉欣清真寺屠杀了29名巴勒斯坦朝拜者。因此，巴图强调了她对以色列定居者运动深深融入以色列国家政治事务的严厉评价，她提到，即使是总理伊扎克·拉宾在1994年的悲剧发生后，在对希伯伦定居点采取行动方面也感到政治上受到限制，尽管他是左翼人士，并积极致力于与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的阿拉伯邻国进行和平谈判。继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武装团体袭击以色列目标后，以色列在2023年6月和7月对巴勒斯坦城市杰宁的军事入侵是近二十年来对西岸的攻势最深入的一次，在一些人看来，这标志着“第二次起义后的现状彻底瓦解”。

这些升级属于以色列国防战略方法，或者用官方的说法“根除恐怖”——并管理反抗以色列控制的顽固人口。这种方法在加沙得到了完善，从空中和地面重创杰宁难民营，摧毁了关键的水电基础设施:一种“集体惩罚”。现在，就像在加沙一样，约旦河西岸的大多数城市中心可以在一夜之间被孤立和控制，就像杰宁一样。与此同时，其他专家认为杰宁入侵是未来在包括纳布卢斯在内的西岸北部发动大规模进攻的直接前奏，以促进非法（重新）定居。军事和政治机构日益在步调一致以支撑西岸定居点。例如，2023年3月，以色列议会废除了最初由总理阿里埃勒·沙龙通过的2005年《脱离接触法》。这项法令要求以色列从加沙地带的21个定居点撤出所有军队人员和8 000名以色列犹太定居者，并拆除西岸北部的另外4个定居点。由于《脱离接触法》的废除，

在西岸北部的胡迈什、萨努尔、加迪姆和卡迪姆定居点的重建和重新人口安置工作已在短期内开始。要实现这一目标并进一步扩散定居者事业，就需要消除巴勒斯坦人在当地的抵制并使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作用边缘化。以色列定居者只有在国家为他们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才会搬迁到该地区居住，而这只能以牺牲当地巴勒斯坦人的利益为代价。以色列民主与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尽管以色列世俗主义者和宗教人士之间的社会分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但问题仍然是，对内塔尼亚胡总理联合政府和政策的普遍反对，尤其是政治左派，是否会扩大到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问题上。对他们来说，近76%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公民赞成反对政府司法改革的基层抗议。

很大一部分人甚至认为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公民应该在民主示威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然而，对于以色列司法系统的地位以及它是否与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公民直接相关，人们的看法各不相同——47.9%的人认为是，43.9%的人则认为不是。如果示威活动的范围扩大到以色列内部民主之外，纳入反占领情绪和结束定居点，那么以色列巴勒斯坦公民对示威活动的支持率可能会上升。目前，只有少数抗议者打出了“占领没有民主”的口号，胡瓦拉的局势是最相关的跨领域团结例子。美联社2023年8月的一篇报道聚焦于这个问题：“民主运动缺乏任何明确的信息来反对以色列对数百万巴勒斯坦人的无限期军事统治。这种矛盾反映了犹太裔以色列人普遍认为，与巴勒斯坦人的冲突既棘手，又在某种程度上与以色列的内部冲突分离。包括巴勒斯坦人在内的抗议运动的批评者表示，

这是一个重大盲点，这种对民主理想的选择性倡导表明，以色列人与生活在以色列占领下的人们的严酷现实是多么脱节……“他们在为民主对话和抗议，与此同时，这对巴勒斯坦人来说是75年的独裁统治，这太讽刺了，” 戴安娜·布图说，“他们担心自己的特权和权利会受到某种程度的影响，但他们不会将其与占领联系起来……但在喧闹的抗议活动中，基本上没有提到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为其未来国家寻求的土地的56年占领。 一小部分挥舞着巴勒斯坦国旗的活动人士参加了活动，但大部分仍处于边缘。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甚至受到组织者的排斥，他们担心提及占领会以某种方式削弱抗议运动。占以色列人口五分之一的巴勒斯坦公民没有参加抗议活动，部分原因是示威活动无视占领。

资深反占领活动人士德罗尔·埃特克斯表示，“抗议活动是是反对减少犹太人的民主空间。以色列的大多数犹太人对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实施种族隔离制度没有意见。”